呂岱衛｜文
相信大家都知道，在蕭邦一生中最重要的伴侶應屬法國女性小說家喬治．桑了。兩人在一起將近十年的光陰，看似雖然不長，卻是蕭邦一生中最輝煌也重要的十年。坊間多少騷人墨客歌頌這段姊弟戀，然而真實的情況卻是如何呢？或許我們可從喬治桑的小說中看出端倪。
「...他的身心柔弱，而且運動細胞極不發達，但正是因為如此，讓他反而顯露出一種動人的美。他的外貌超越年齡、甚至超越性別，就像是一位修長而憂鬱的女性，永遠沉緬在他自己缺乏現實感的幻想裡。此外，他有強烈的占有慾、專制、暴躁與嫉妒；正因為他的柔弱，因此他可用一種虛偽的睿智來折磨他所愛的人。他不僅傲慢虛榮，而且自視甚高，看不起別人的一切.....」
以上文字是喬治．桑在《魯克瑞吉亞．羅佛莉安妮》一書中，對男主角卡羅爾親王的角色描述。這本出版於1846年的小說內容講述的是一位女歌手對於貴族的愛戀。讀過小說的人都知道，喬治．桑所設定的女歌手正是自己，而對男主角卡羅爾親王的角色描述正是喬治桑依照她的情人蕭邦的形象寫的。
樂迷們可能會懷疑喬治．桑與蕭邦的感情這麼好，她怎會寫出這樣近乎詆毀的文字來傷害蕭邦的形象呢？事實上，1846年的蕭邦已經和喬治桑在一起八年了，兩人的關係在當時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緊張與低潮。喬治．桑對蕭邦的容忍度瀕臨極限，因此才會在小說裡把男主角寫得那麼負面。
其實相較於蕭邦性格上的其他問題，喬治．桑早已習慣也能包容，但對於蕭邦過於「自私且漠然」的個性，卻往往讓喬治．桑無法忍受。當時的法國政府腐敗專制，在路易．菲利普的統治下，人民遭受到許多的痛苦與不安。這樣的社會問題雖未直接影響到蕭邦與喬治．桑的生活，但卻突顯了喬治．桑與蕭邦在現實上關懷社會的差異。
在喬治．桑看來，蕭邦是個絕對的自主中心主義者。他沒有什麼朋友、也很少寫信；只注重自己的生活是否受到社會動盪的影響，關心樂譜能不能出版、音樂會籌辦進度如何以及有錢的女弟子能否繼續來上課，卻對法國的政治與社會問題麻木不仁。相反的，喬治．桑是個十足的革命分子，她信奉的浪漫主義要她懷抱著入世精神投身社會、關懷人群，而她的小說也是為了要改變社會、改造觀念。1846年，喬治．桑為法國的未來擔憂，更打算為法國社會的公平正義盡一份心力；然而蕭邦卻一如往常地只關心自己的衣著食物與正在寫作的音樂。
那年，蕭邦寫下了舉世知名、不知觸動多少樂迷心弦的《船歌》，聽聽那樂曲中恬靜安適的風格，怎可能讓人聯想到法國山雨欲來的騷動與不安呢？
而喬治．桑就是無法忍受蕭邦這種獨善其身的態度。兩人的爭吵越發激烈，終於在第二年正式分手，結束了十年的關係。與喬治．桑分手後，蕭邦隨即離開巴黎、前往倫敦發展，離開巴黎的原因並非為了遠離情傷，而是為了逃躲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的動亂。而喬治．桑則留在巴黎慶祝路易．菲利普的垮台。從蕭邦與喬治．桑的對照，我們可發現：蕭邦原來是個對現實、對群眾冷漠的人。而這樣的蕭邦又是如何維繫對於祖國波蘭豐沛澎湃的感情？或許你會認為那當然是因為蕭邦非法國人、因此才不關心法國革命所致。但可別忘了，雖然蕭邦的父親雖是波蘭人、但母親卻是道地的法國人；長年居住在法國的蕭邦對法國漠然致此，怎能不讓人合理懷疑蕭邦對於波蘭又是抱持著怎樣的想法與情感呢？
若從喬治．桑與其友人所留下的記錄來看，蕭邦的確是愛波蘭的，但他的愛其實有限得很，並未超脫他一貫自我中心的態度。他愛波蘭，僅只因為波蘭豐富了他的音樂內容並強化了他的音樂風格。可是他絕不讓這份對波蘭的愛干擾到自己在法國的優渥生活。
假設當年的蕭邦有機會奔回波蘭，為祖國效命對抗俄國，甚至為波蘭獻身，他會願意這麼做嗎？很抱歉，不論後人在這件事裡編織了多少浪漫故事作了多少文章，從史料文獻上來看，答案都是：不會也不可能！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蕭邦本來就不是因為思念祖國，才將豐沛的感情灌注到音樂裡；他的音樂代表的只是他夢想中的波蘭，波蘭只活在他的音樂裡。離開了音樂，波蘭與他便形同陌路，一如就他不關心現實裡的法國一樣。或許你會覺得「天哪，我怎麼被蕭邦騙了這麼多年！」，然而這一切事實上也怪不得蕭邦，因為蕭邦音樂中的波蘭精神打從一開始就不是由他自己所營造出來的。真正將蕭邦音樂中的波蘭民族情感塑造出來的，其實是後世鋼琴家所構築的一套傳統。
而這些後世的鋼琴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晚蕭邦半世紀出生的鋼琴家帕德列夫斯基(I.Paderewski )了。帕德列夫斯基雖出生於波蘭，但卻是在俄國的統治下成長。年輕時的他曾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御前演奏。當演奏完畢時，尼古拉二世盛讚：「你彈得真好，這可證明了世界上最優秀的音樂家都是我們俄國人。」聽得此言的帕德列夫斯基此時不卑不亢的回答：「對不起，陛下，其實我是波蘭人。」
帕德列夫斯基不僅是音樂家，更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他為鼓吹波蘭復國而四處奔走，一次世界大戰時更放下了華沙音樂院院長的職務，全心投身於波蘭獨立革命之中。而他最有名的革命號召便是：「一個曾誕生過蕭邦如此偉大人物的民族，絕不會滅亡的！」
當時的他在西方世界巡迴演奏，將音樂會的收入全都捐獻於革命志業。在音樂會中，他只彈蕭邦的作品，在他的詮釋下，蕭邦的音樂呈現出一種獨特的波蘭精神，柔中帶剛、堅毅不屈。帕德列夫斯基透過蕭邦的音樂向世人訴說波蘭人民渴求獨立與自由的想望，同時也透過蕭邦的音樂鼓舞了波蘭人民，給了他們起身抗敵的勇氣。這樣的音樂格局比起蕭邦當年僅存在於巴黎小沙龍內的靡靡之音，規模實在宏大不少。因此波蘭獨立後，人們不但感念帕德列夫斯基崇高的精神與聲望，更在1919年，讓他當選了新波蘭共和國的總統。聖桑曾說過這麼一句名言：「帕德列夫斯基不僅是個偉人，更是個不小心跑去彈鋼琴的天才。」
由帕德列夫斯基所重新定義的蕭邦精神當然比蕭邦當年自身的詮釋更為強悍精采，然而不只帕德列夫斯基，就連當代鋼琴巨擘魯賓斯坦(A.Rubinstein)都為蕭邦精神開創了更深更廣的音樂格局。這樣的影響直到廿世紀中期臻至顛峰，每一位後輩鋼琴家都必須在這樣的傳統中找出蕭邦與波蘭的悲慘命運這兩者間的必然性與聯結，同時也得在自身的詮釋裡灑上波蘭人數百年來的血淚。而這片史學家所宣稱的「上帝的遊樂園」，就此與蕭邦的音樂難分難捨，成為牢不可分的命運共同體。
倘若能坐時光機回到十九世紀聽蕭邦的演奏，我們肯定不會習慣蕭邦的詮釋。蕭邦絕不會有如此濃烈的思鄉哀愁、更不會有一波波排山倒海、喟嘆波蘭悲慘命運的音樂情感。一言以蔽之：蕭邦自己，與後來所建立的「蕭邦傳統」，是有極大落差的。但綜觀音樂史上名號震古爍金的音樂巨人哪位不是如此呢？從巴哈、海頓、莫札特到貝多芬，這些偉人所代表的不僅只是自身在西方音樂史上的貢獻；更是當今各種音樂風格與傳統建立的樞紐。歷來多少演奏大師憑藉著自身的理性與感性，滴水穿石般的建立起這些傳統並歷經時代的淬鍊而傳承下來。
因此，若說我們今天所聆聽欣賞的是巴哈、是貝多芬、是蕭邦，不如說我們聽的是巴哈傳統、貝多芬傳統與蕭邦傳統。而這正是古典音樂最精妙之所在；畢竟作曲家只是一個人，這人的確有優點、但卻也有你我無法看到的缺點，但這是這些由後人所支撐建立而起的傳統與精神，才是讓作曲家的音樂能源遠流長、歷久不衰的關鍵。這是由作曲家與詮釋者集體努力的成果，更是人類文明最神奇、也最自豪的結晶。
PS.影片連結是帕德列夫斯基於1938年的實況演出，當時78歲的他早已卸任波蘭總統並恢復鋼琴家的身分繼續巡迴演出。本以為能就此安享天年，但沒想到事隔不到一年，波蘭再度被德蘇兩強瓜分併吞並引發二次世界大戰。悲憤莫名的帕德列夫斯基禁不請人民的請求，再度擔任波蘭流亡政府的總統，並在美國繼續為波蘭的命運奮鬥。當時已80歲的他四處演講、向世人宣示波蘭人必將奮起，希望美英法的強權能支持波蘭。
未料大戰尚未見到勝利曙光、舵手卻已鞠躬盡瘁、客死異鄉。1941年，帕德列夫斯基以81歲之齡病逝紐約，死後沒有留下任何遺產。大戰結束後，在甘迺迪總統的主持下，安葬在美國的阿靈頓國家墓園。落葉總要歸根，無奈當時的波蘭正在鐵幕下，要將帕德列夫斯基的骨灰運回波蘭談何容易？直到1992年波蘭共黨跨台後，帕德列夫斯基才能了卻遺願，永遠長眠於波蘭故土。一代偉人，身後竟還歷經如此多波瀾，實在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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