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情荒地有琴天】

呂岱衛｜文

在所有的藝術活動中，古典音樂可說是最特別的一種。古典音樂不像繪畫雕刻或建築，藝術家可直接將靈感與思想呈現到觀賞者眼中，讓觀賞者可直接體悟到創作者的藝術思想。因此除了當代音樂或許可由作曲家親自上陣發表作品外；在古典音樂的領域中，作曲家與聽眾間，必須透過演奏者的詮釋，才能讓音樂進入聽眾心裡，明白作曲家想表達的境界。



基於上述論點我們可發現，演奏者與作曲家實際上存在著十分微妙的關係。由於作品必須透過演奏者才能變成音樂，而演奏者與作曲家對於音樂的理解與詮釋往往由於時空背景、社會文化等因素難免產生落差。因此古典音樂可說就是演奏者與作曲者在穿越時空、甚至跨越巨大文化差異下所進行的藝術合作。作曲家透過作品中親自標記的符號與術語等線索，指引演奏者往正確的詮釋方向行進，但時空與文化的隔閡卻又不可避免的常在其中造成許多誤解與誤導。

此外，現代人也常對所謂的演奏家懷抱著許多期待。從「職業演奏家」到「傑出演奏家」再到「偉大演奏家」，這中間所歷經的挑戰與考驗，往往非愛樂者所能想像。首先必須要有基本的技巧訓練，再來就是要有極為廣泛的演出曲目，甚至不論哪個時代的音樂作品都要能有異於常人的理解與精通，才能在演出時技驚四座並感人肺腑。然而演奏家畢竟不是精準的機器，當然也沒有人會想一直聽音樂盒演奏。因此對於作品的詮釋除必須忠實於作曲家的指示外，必得再添上個人的演奏風格與長處。但演奏者到底要如何拿捏尊重作曲家意志與發揮個人特色兩者之間的分寸，這正是欣賞古典音樂最引人入勝也最弔詭的所在。

那麼，史上究竟有哪位演奏家既能發揮個人風格，又能讓作曲家的作品內涵得以彰顯呢？我想下面這個故事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1919年十月，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到一年，英國作曲家艾爾加的大提琴協奏曲在倫敦首演。由於彩排時間倉促，再加上樂曲風格陰鬱哀沉，因此這首協奏曲在戰後對渴望歌舞昇平的英國民眾來說，並不討喜。也因此讓這首協奏曲沉寂了許久，始終未獲得應有的藝術評價。的確，艾爾加在創作這首樂曲時仍活在對戰爭的恐懼與無奈之中，無論是精神或肉體皆受到極大的折磨。當時艾爾加甚至誓言永生不再創作任何一首歌頌歡樂的樂曲。對照創作生涯顛峰時受到極大歡迎的《 威風凜凜進行曲》，這首協奏曲彷彿預示了艾爾加的晚景淒涼。

有好長一段時間，許多知名的大提琴家都試圖為這首大提琴協奏曲平反卻都徒勞。群眾仍然對這首樂曲興趣缺缺，他們搞不懂為什麼一首樂曲裡面要埋藏這麼多的壓抑與悲傷，甚至連大提琴家嘔心瀝血、絞盡腦汁的詮釋都顯得沈悶無聊哈欠連連。但這樣的刻版印象，卻在四十年後因一位小女孩的登台演出而有了大轉變。

她正是杜普蕾，一位大提琴界的天才少女！1959年，十四歲的她初次登台，她演奏的艾爾加大提琴協奏曲震撼了樂界，從沒有人能想到原本抑鬱悲傷的樂曲竟然是可以用熱情與激昂來衝破這一切陰霾的。杜普蕾用前人從未嘗試過的詮釋方法演奏這首協奏曲，她裂解了艾爾加作品中常見的古典結構，同時也放大了樂曲當中的所有情緒，讓壓抑與悲情在最終獲得釋放與昇華。英國樂壇怎麼也沒想到向來被視為「英國貝多芬」的艾爾加，在他晚年所寫的這首難解的大提琴協奏曲，就這樣簡單的被一位年輕女孩賦予了全新的面貌與生命。彷若無知小兒在無意間便破解了老謀棋王所設下的棋局一般，霎時間不僅讓艾爾加這首協奏曲鹹魚翻身、膾炙人口，同時也讓杜普蕾成為了「英國希望」，一吐這個國家百年來未曾出過一位知名演奏家的悶氣。

杜普蕾靠著這首大提琴協奏曲躍上國際舞台，英國唱片大廠EMI更是有計畫的包裝行銷這位本土大提琴天才美少女。不僅屢屢為她灌錄各種大提琴曲目，連具有大提琴身分的英國指揮大師巴畢羅里都對杜普蕾讚譽有加，多次與她合作錄音。雖然杜普蕾發行了多張包含了海頓大提琴協奏曲在內的多張大提琴協奏曲錄音，然而樂迷們最不能忘懷的仍是她的艾爾加大提琴協奏曲。也因此，在杜普蕾公開演出的那些年中，幾乎每一年都得演奏好幾次這首作品。

在這些演出中，最知名的就是1967年與樂壇另一位超級新星，既是鋼琴家又是演奏家的巴倫波因的合作演出了。當年兩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閃電結婚，震驚全球樂壇。這對金童玉女的組合當時不知羨煞多少曠男怨女，而兩人的演藝事業也因此而更上層樓。在1967年的演出版本中，新婚的杜普蕾充滿自信與浪漫。不僅增幅了音樂的動能，連一邊拉琴一邊甩馬尾的招牌動作都極富魅力。而艾爾加的音樂就在她這樣肆無忌憚的衝擊下，展露出前所未有的激情與浪漫。

1971年，廿六歲的杜普蕾宣布退隱。因為她罹患了無法醫治的多發性硬化症。肌肉能力快速退化的她就在短短幾年間不但無法拉琴，連行走也無法正常。起初，在夫婿巴倫波因悉心照料下，杜普蕾仍對生命與痊癒抱持希望。但沒想到久病床前非但無孝子、也無貞夫。在發病幾年後，巴倫波因有了外遇。丈夫的出軌成了壓垮杜普蕾生命的最後一根稻草，杜普蕾的病情更極速惡化，生活已完全無法自理。她的生命除了思考與回憶外，已完全失去了意義。而晚年的她，唯一的社交活動就是邀請故友來訪，一同聆聽當年的演奏錄音。但當朋友問她是否願意再次聆聽當年與巴倫波因的合作錄音時，杜普蕾僅淡淡的說：「這是我的天鵝之歌，只是當時的我並不知道。如今要我聽這首曲子，我只覺得大提琴的音色好似在哭泣，而我的心如同被撕成了碎片。」事實上，當時的杜普蕾就算要哭，也無法哭泣了。

1987年，42歲的杜普蕾在倫敦寓所殞世，在病榻前彌留整整三天的她，一直等到巴倫波因趕來見她最後一面才瞑目。這對原本該是佳偶的怨偶，在生命的盡頭放下了一切。而身為他倆共同好友之一的指揮家祖賓．梅塔，也在杜普蕾過世後，再也不指揮艾爾加的大提琴協奏曲。這是多麼悲慘的命運，杜普蕾如同一顆流星，在樂壇發光發熱不過十年左右的時間。短暫的演奏生涯讓她的所有演出與錄音聽來都像是一首首用生命演奏的天鵝之歌，引人垂淚。

音樂史上總有許多演奏家會與某一首作品形成強而有力的連結，如同印記般連結著彼此的關係。例如顧爾德的巴哈《郭德堡變奏曲》、卡薩爾斯的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與霍洛維茲的史卡拉第《鍵盤奏鳴曲》。然而不管是再經典、再權威的詮釋，總仍有其他的演奏家會在這些曲目上展現全然不同的音樂特質，呈現出不同的音樂品味。但唯有杜普蕾與艾爾加大提琴協奏曲如同生命共同體般，成就彼此。這首曲子因為杜普蕾的詮釋而不朽；杜普蕾的生命也因這首曲子而偉大，讓世人永遠記得她那纖細身影下蘊藏的深刻力量。

文末連結為1967年杜普蕾與巴倫波因合作演出的艾爾加大提琴協奏曲實況錄影，昨是今非，令人唏噓。